在碳中和的背景下，大家都很关注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绿色转型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下简称“30·60目标”）。大家都有一个说法，“30·60目标”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怎么理解？
在甘肃省敦煌市向西约20公里处，被称为“超级镜子发电站”的首航高科敦煌100兆瓦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在戈壁滩上闪耀。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第一个约束条件，现在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7吨以上，超过了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当然我们还有时间，但在碳达峰前，排放增加的空间并不大，最多10%，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就会增加。
第二个约束条件，目前我国人均GDP才1万美元，欧盟国家是3万到4万美元，我们已定了一个目标，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少排放，甚至零排放。
发达国家如英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碳达峰的，德国是在70年代末，美国是在2007年。实际上，碳达峰与碳中和这两个概念有很大区别。碳达峰没有减碳的压力，随着产业体系的变化，比如服务业比重提高或新节能技术的应用，碳达峰自然会出现。发达国家绝大多数都是在没有或者很少有减碳压力的情况下实现碳达峰的，但是这条路已经走不通。
本来有两条路，一条路是传统发展道路，就是高碳排放下实现较高的增长。第二条路是低碳排放低增长。但是，若让人均GDP停留在1万美元，这条路我们肯定不愿去走。所以，这两条路都走不通，只能走第三条路，就是低碳或者零碳，并且要实现比较高的增长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要采取低碳和零碳的绿色技术和产业体系，同时实现高的增加值和比较高的上涨的速度，力争实现减碳和增长双赢。
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现在处于人均GDP1万美元发展阶段，在碳中和目标巨大压力之下，仍要保持一个较高的上涨的速度，这在发达国家行列未有先例。我们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可选择的空间很窄，且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
这样看来是否会比较悲观，这其实是思维方法和方法论的问题。在重压之下必须要转型，转型以后反而就会出现优势，具体来看，有两点优势。
一个优势是中国作为后来者，既有短板，也有优势。我们还有相当多的产品未达到历史需求峰值，发达国家是达到峰值以后才开始转型，我们还未达到峰值就开始转型，可以直接用绿色产品来替代。比如汽车，发达国家每千人车辆的保有量中，美国是845辆，欧盟是423辆，日本是575辆，中国目前才173辆。假定未来我国达到400辆水平，还有230辆左右的增长空间。这样从历史跨度看，绿色转型的成本相比来说较低，发达国家为了造汽油车，所有的投资都用完了，重置成本或者沉没成本很高，我们提前转型了，这部分成本就比较低。
另外一个优势，我们现在的上涨的速度比较高，绿色产品的创新和推广市场范围大，市场需求对创新来讲最重要。中国的优点是，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我们大家都希望有更多创新或者新的竞争优势，但在现有的车道里超过先行者很难。现在绿色转型是一个换赛道的新机遇，中国有成本优势、需求优势，再加上技术，已经有相当多的技术积累，中国的技术企业也将更多地去争取创新。
那么，中国的企业争取创新，包括制造业有新的优势是否有根据呢？这个根据是有的。国内的新能源汽车、光伏发电等，已经有不少案例，挑战和机遇同样前所未有。从全世界来看，这有可能推动人类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结构、生产方式、发展方式、发展理念的一次最重要变革，或者说推动一场技术、产业和发展方式的伟大革命。（来源：理论周刊）
